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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(发布时间: 2021-03-19 来源: )

        编者按:《点墨长沙》图书由长沙市6686app下载编纂室组织编纂,岳麓书社出版。该书系编审、文学创作二级、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龚军辉创作的反映长沙山水风景、历史人物、故事传说及风土人情的一套描摹、写意长沙的读本。丛书以长沙人文历史为经,以43个极具代表性的山水洲城、教科遗存名胜景点为纬,全面而深刻地描绘了长沙千年发展的内在轨迹,反思了湘人精神家园的建构嬗变,既是对古城长沙历史面貌的真实还原,又有对长沙未来发展的理性思索。本书以散文笔法勾勒历史,以景带人,以人说史,以景抒情,兼备史料之厚重、专着之雄薄、叙事之灵动,字里行间充溢着散漫的哲思与诗意的写真。现将全文分节转载,以飨读者。


        接上文(育才中学:一舟风雨寻常事  1.创始不易需珍惜


        育才中学:一舟风雨寻常事


        如果要评选一所在长沙地区创建历史悠久却又经历风雨飘摇的学校,育才中学恐怕会上榜。

        与明德学堂同时创建于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的湖南私立育才中学,是湖南最早的推行新式教育的学校之一,由着名史学大家曹佐熙(1867—1921,益阳人,名文济,字摅沧,号毅庵,倡修《湖南通志》等,主要着作有《史学通论》《清史商例质疑》等,主持过《船山学报》,文集有《岭南诗草》等问世)等人创建。但没有明德幸运,育才虽首倡开办四二一制中学班,并礼聘有当时众多名家任教,却因之后办学出现分歧及曹佐熙等纷纷离校,五年后停办。1910年,益阳最后一位举人罗德源(1876—1948,字润泉,晚年号知自老人,现益阳泥江口人)、被称为“校长之长律师之师”的贝允昕以及贺寅午(生卒不详,邵阳人,曾为湖南衡永招抚使、湖南省教育会副会长)等人受曹佐熙感召,在长沙乐古道巷复圣庙发起复建育才中学,后来因为时局变化等,学校搬迁于长沙水风井常宁试馆、富雅里、局关祠、益阳驻省公所、荷花池长沙师范旧址、识字岭等办学,1938年为避战祸搬迁到益阳箴言书院,1948年迁至邓石桥与蜚英中学合办,几个月后再建办于益阳新桥河,称为益阳县三中(现为益阳市九中)。


        育才中学,是长沙抗战时期外迁办学而战后未迁回的唯一一所百年名校。这所学校里,人才辈出,国家主席刘少奇毕业于该校第三班,着名数学家丁夏畦(1928—2015,桃江人)院士毕业于第48班,原国家环保总局常务副局长祝光耀(1944—2019,益阳人,高级工程师,中共十六大代表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)毕业于新高6班。其他优秀毕业更是众多,就举当前较为知名的现在大学任职的学者为例,仅笔者简单搜索可知的就有北京大学崔建华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刘旭东、美国密歇根大学陈育庆、复旦大学刘放桐、英国阿伯西大学机电专业博士昌盛昌、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李新明、广州大学计算机与教育软件学院院长谢冬青等。1961年,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来校视察,大加赞赏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这学校曾在20世纪20年代中风生水起,成为湖南名校,其“公勇勤朴”的校训为彭锦云带至兑泽中学(现长沙市六中),贝允昕带至长沙市一中及现长沙市十一中前身妙高峰中学后被采用,沿用至今。革命烈士熊亨翰(1894—1928,桃江县大栗港人,曾留学日本,任过北京《真共和报》编辑、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秘书等职,曾促成唐生智组建湖南省政府等)在校担任过教务;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(1896—1984,又名罗迈,长沙县人,主要从事党政、统战、司法和教育工作)曾在此教《党义》课程,向学生宣扬三民主义;北伐名将龚浩(1887—1982,字希孟,国民党陆军中将,益阳资阳人,曾参加武昌起义,曾任第四军军长、河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、陆军大学教务处长等职)、早期共产党员刘澹初(1882—1950,名祖筠、澹虚、鸣华,字竹书,桃江县武潭镇人,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毕业,长期在育才、益阳龙洲师范、箴言中学等任教)等不少革命先行者也曾任教于此;倾卖田产、毁家纡学的龚心印(1893—1968,原名龚渤,字新荫,号首龙、良樾,今桃江县水口山人,着名教育家,曾就读于益阳龙洲书院、长郡中学等,后留学日本,毕业于明治大学,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少将主任等职)、汤淳(1897—1969,曾名汤君勖,益阳千家洲人,曾就学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体育专业)夫妇担任校长近三十年却最终判为“反革命”至今未得平反令人嗟叹;1925年着名国学大师章太炎讲学于兹一时万人空巷更为人深刻记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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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育才中学创办者和继任者们勇于担当、艰苦奋斗的传统,痴心教育、甘为人梯、精通中西的博学多才,使育才中学选拔师资时,要求严格,因而选拔出来者多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,敢于搏击时代风浪。也因此,该校教师群体中涌现出了不少革命斗士。


        最彰着者,当属革命烈士熊亨翰。熊在16岁坐乌篷船从资水转洞庭来到长沙求学,看到阔旷的湖水,诗情澎湃,吟下了着名的诗句:


        洞庭春水阔,天地一轻舟。

        借问垂纶者,谁能钓巨鲸?


        这是少年的壮志胸怀,也是他对自己的勉励。他在求学时,与龚心印交好,并为自己题联:


        读万卷书还须行万里路;

        享百年寿何如作百世师。


        正是这种大志向,使他在长沙勇于走向社会,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张建良、刘文锦等人。于是,他悄然加入组织,秘密从事反清联络工作。武昌起义后,由于起义军准备不足,形势危急,新成立的湖南省军政府予以声援,熊亨翰积极响应,在长沙踊跃组织同学并亲自参加援鄂敢死队。在誓师大会上,他慷慨陈词:“我们应该以敢死的决心,巩固武昌起义的胜利,赢得中华民族的新生!我们死亦无憾,虽死犹生!”敢死队抵达武昌,他与龚心印等人受到总司令黄兴的接见嘉勉。袁世凯称帝后,他积极从事反袁讨袁活动,在长沙的讨袁大会上,熊亨翰痛骂袁的倒行逆施,号召国民认识其嘴脸。因此,他遭到军政府的通缉,被迫留亡日本,入东京神田政法学院学习。在日期间,他刻苦钻研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,深受启发,斗志愈坚强。他作诗道:


        碧海路迢遥,谁能掣巨鳌?

        扬帆辞汉月,击楫震天骄。

        卫霍声威壮,孙吴策划高。

        昔人长已矣,大业赖吾曹。


        1915年2月,他回到国内,在北京加入国民党人办的《真共和报》担当编辑,后弃笔从戎,回到湖南加入湘西驻军周则范部。但不久他又反感军阀作风,遂回益阳与进步人士组建公民自治会,编辑《资江》。不久,受龚心印之邀请,他到长沙育才中学任教,为校董兼教务。他办事认真负责,事事有回应,受到师生好评;他特别强调学生要融入社会,常利用假期带学生走乡访村实地考察。他反感死读书、读死书、无社会责任感的教育,更对沉溺于风花雪月的创作嗤之以鼻。他特意作诗告诫学生说:


        风雨满神州,男儿急国仇。

        哪来诗酒兴,吟醉岳阳楼?


        他任教育才时,同时兼职长郡中学的历史教员。他勉励学生看史识今,原国民党上将宋希濂就是他班上的学生,视其为对自己影响最深远者。后来,熊亨翰又加入湖南省教育会,为广东的革命大本营输送优秀青年,着名的红军将领张子清即是其中之一。1924年,民主革命家夏思痛在武汉鹦鹉洲沉江,他闻讯后即组织师生追悼,还为其写下挽联:


        是老本革命大家,数十年奔赴呼号,力竭声嘶终殉国;

        时局极纷争现象,九万里分崩离析,此兴彼扑孰非妖。


        1925年“五卅”运动中,他积极奔走联系省城各界代表,组建“青沪惨案雪耻会”,并担任了主席。他组织了长沙全市的罢工罢课罢市运动,被当政视为眼中盯,但幸得罗德源、龚心印等育才新旧负责人的掩护而免遭毒手。1926年春,熊亨翰加入中国共产党,遂辞去教职,与夏曦、郭亮、何叔衡等一起组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。在他的积极鼓动下,唐生智部转向加入国民党,并成立省政府,他出任电话总局局长兼第八军军法处处长。“马日事变”后,他遭到追捕,被迫转往武汉。在《亡命彭泽》诗中,他写道:


        忧国耻为睁眼瞎,挺身甘上断头台。

        一舟风雨寻常事,曾自枪林闯阵来。


        他斗志不减,到达武汉即又赋下另一首名作:


        昨夜洞庭月,今宵汉口风。

        明朝何处去?豪唱大江东。


        之后,局势危急,他又转移到汉阳鹦鹉洲隐藏。在这里,他写下了《客中过上元节》:


        大地春如海,男儿国是家。

        龙灯花鼓夜,仗剑走天涯。


        1928年11月,他外出访友中无意被人识破身份被捕,巧合的是,这正是当年夏思痛投江处。他自知死难难免,于狱中留自挽联,其联曰:


        十余载劳苦奔波,秉春秋笔,执教士鞭,仗剑从军,矢忠为党,有志未能伸,此生空热心中血;

        一家人悲伤哭泣,求父母恕,劝弟妹忍,温语慰妻,负荷嘱子,含冤终可白,再世当为天下雄。


        他被引渡至长沙牺牲,年仅34岁。而正是其从长沙撤退至武汉的1927—1929年,育才中学因为屡出“逆乱分子”而被迫停办近三年。


        还要说下刘澹初。他幼从同乡宿儒受经史、诗文、舆算之学,两次参加乡试不举,就进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就读。毕业后,即在长沙以家教维生。这时,毛泽东欲报考湖南第四师范,因数学基础欠佳,故于其门下补习数月。在熊亨翰的推荐下,他不久应育才中学之聘出任国文教员,又在熊的影响下,接受新思想新文化,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马日事变”后,他被捕入狱,后来得龚心印等人搭助出狱,生活又无着落。在龚心印的邀请下,他随其远走皖鄂赣去办学,又无功而返,贫病交加中,竟至无返家之川资。迫于生计,他又往醴陵、南京等地任教,但最终也是无果终,只得回到家乡充任小学教员,勉强维生。刘澹初的教学比较先进,他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深刻反思,对其中一些有违教育规律的做法深恶而痛绝之。他在日记中记道:“有欲余授儿童以《幼学》者,余绝对不承认。乡人不知前代教育之不得法,而翻以《幼学》为适用,却不知其谬种流传,误人不少,是亦不思之甚也。”“夜点《桃花源记》,因学生程度有浅深,故间授以浅近之文,俾深者见深,浅者见浅,自能得其途径。”他坚持教学面向全体学生,但又因材施教,并能尊重学生人格,很少体罚学生,这在当时极为罕见。因为共产党员身份,他多次险及于难,然而爱国忧民之心不改,常“拟反日标语及口号,并为小学生详细讲解”“今晨为学生讲演时事,语最痛切”“余登台演说约一点钟,历陈日本侵略中华情事及惨杀华人状况,闻者为之动容”。他同时是文坛宿儒,对苦难生活有深刻体验,与民众饥溺同怀,因而对日军暴行的控诉和对执权政府昏愦无能的痛斥就遍布诗篇,“豪贵藏金偏袖手,强邻输粟为沽名”“戈操同室时惊鹤,泪下三声怕听猿”“中原鼎沸不胜忧,塞北风云又送愁”……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,至今读来犹痛于心。


        杰出的老师还有很多,如蒋兆骥、伍佰显、陈子展、朱之倬、汪根甲、向培良、罗元锟、王季范、皮名振、曾星笠、陈镇襄、张樊村、周润农、邓名诗、孙际旦等。譬如丁夏畦院士就回忆说:“中学阶段是人生成长的重要阶段,我在这所学校里读初中时,数学老师张德滋先生讲授平面几何学出神入化,深深地吸引了我,培养了我对整个数学的热爱与执着。”教国学的甘鸿才老师善于引经注典,常以诗词入句,同学们这样称谓:“矮子老师学问高,诗词典故呱呱叫,学生听得呵呵笑。”


        正是由于诸多杰出老师在育才的任教,以及他们树立的榜样示范,育才中学的学生一直以社会担当自觉、自我意识强烈、纪律严明而敢作敢为着称,这与同时代的其他中学相比,其学风是较为开放而自由的,因而诋毁也是较多的。


        作者:龚军辉

        编辑:陈丹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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